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
《同志文學史：台灣的發明》看見完整建構台灣同志文學史發展！
「同志文學」是「讓讀者感受到人事物的文學」
「同志文學史」是「立基於同志文學的公眾歷史」
公眾歷史就是有別於主流史觀的另類記憶

紀大偉的論著《同志文學史：台灣的發明》爬梳長達一甲子的台灣公眾歷史，從美國主導冷戰的1950年代，一路細數到「後冷戰」的21世紀初期，各類型台灣同志文學作品，包括長、中、短篇小說，散文、詩、劇戲等。

《同志文學史》有別於主流歷史的另類文化史論著，頻頻探問：
1950年代如何早在白先勇進入台灣文壇之前就打造了「識讀」同性戀的「想像共同體」？
1960年代白先勇大放異彩之際，他的文壇前輩、平輩怎樣在作品裡描繪其他同志的主體效果？
1970年代台灣文學中，女性嘗試和同性配對的時候，同時期的男性怎樣獨闖「內在」的美國？
1980年代，新興的「核心家庭霸權」怎麼和人道主義協力催生同志的悲情？
世紀末的「愛滋」、「同志」、「酷兒」等等外來語進入台灣之後，如何與本土語境互相激盪、彼此改寫？
到了21世紀，台灣同志又怎麼過渡到「液體現代性」？

一甲子以來，台灣同志文學裝滿了被恐懼、被排擠、被侮辱、被摧毀、被偷偷祝福的種種難言之隱。紀大偉的《同志文學史》就是貓一樣踮腳起來，回顧難言之隱的旅程。本書選取文本討論對象的「積極策略」是「求多不求精」，而不是「求精不求多」：書中每一章大致對應了每個年代（每個十年，例如1960年代），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個年代極少數、極菁英的兩、三種台灣同志文學，反而盡可能納入同一個年代內十種以上的文本，才能呈現每一個年代的眾聲喧嘩風貌。

《同志文學史》引用的台灣本土文獻可以上溯至20世紀初期，下探至21世紀初期。在超過一百年的時光中，「呈現同性戀」的台灣印刷品文本（包括「被視為文學作品」的美文，也包括「不被視為文學作品」的報上社會新聞）幾乎不曾在任何一個年代缺席。呈現同性戀的印刷品享有一百多年的歷史。本書細數一甲子的歷史（六個年代；六個十年），包括（1）1950年代；（2）1960年代；（3）1970年代；（4）1980年代；（5）世紀末；（6）21世紀初，橫跨三個時期，依序是（1）冷戰之前時期（從20世紀初期至1940年代，也就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），（2）冷戰時期（從1950年代以降，也就是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），以及（3）後冷戰時期（從20世紀的世紀末直至21世紀初期）。

本書共分8章，第1章〈緒論──台灣的發明〉簡單扼要指出：「同志文學史就是台灣的發明」，強調「同志文學」不僅僅可以視為一種「文類」，更可以視為「領域」：這個領域需要在重視作者之餘承認讀者的貢獻，需要營造眾聲喧嘩的文本對話環境。同時，這一章也說明「同志文學史」是一種和「主流歷史」互別苗頭的「公眾歷史」。

第2章〈白先勇的前輩和同輩──從20世紀初至1960年代〉指出，白先勇雖然是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先驅之一，但先驅畢竟也自有前輩和同輩。早在白先勇之前就有各種前輩投入同性戀的呈現。

第3章〈愛錢來作伙──1970年代女女關係〉指出，台灣女同志文學要等到1970年代才密集出現。雖然早在日本時期、戰後初期的報紙就已經不時披露女同性戀新聞，但是女同志文學風潮要到70年代才浮現。這個文學界的風潮呼應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經濟地位的改變：多虧冷戰全球布局之「福」，台灣變成美國的代工廠，因而在70年代體驗「經濟起飛」。本土女性紛紛進入工廠、職場，爭取到較多的經濟自主，可以開始想像女女作伙的生活。

第4章〈誰有美國時間──一九七○年代男同性戀者〉發現「美國」在台灣文學中千呼萬喚始出來：雖然戰後台灣長期受到美國宰制、1960年代文學早就展現了美國式「現代主義」痕跡，但是要等到70年代本地文學才開始明確寫出「美國」：將「另類的人」（男同性戀者）和「另類空間」（美國）連結在一起，暗示「另類之人」要在「另類之國」才得以倖存。

第5章〈罷家做人──1980年代〉主張「同性戀罷家」現象在1970年代末畫下了分界線：分界線之前，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幾乎不和家庭衝突；分界線之後，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和家庭決裂則幾乎成為鐵律。

第6章〈翻譯愛滋、同志、酷兒──世紀末〉經歷了從「冷戰時期」進入「後冷戰時期」的歷史轉折，強調，「同志文學在二十世紀末蔚然成風」的現象除了可以歸諸於1987年的解嚴，還可以更往前推一點，歸諸於「愛滋」字詞與相關脈絡的「翻譯遭遇」。

第7章〈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──二十一世紀初期〉借用社會學家鮑曼（ZygmuntBauman）的「液體現代性」（liquidmodernity）觀念，解釋同志文學面臨的變局：「去中心」的液體現代性崛起，以既有體制為中心的固體現代性則持續失勢。

〈後記──中國在哪裡〉與其是要議論「同志文學」和「中國文學」的關係，不如說是要指陳一個較少為人談論的事實：同志文學史幾十年來的發展剛好見證了「中國」隨著時代變化的「有／無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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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芳明，《台灣新文學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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